人口經緯/如何破解銀髮經濟的現實約束?\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 蔡昉

  圖:專家指出,在中國,社會老齡化帶來不少挑戰,當中包括消費模式的改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老齡化時代,經濟增長會遇到一些新的挑戰。一方面,三駕馬車的結構將發生變化,出口和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力將逐步被消費替代;另一方面,老齡化本身又帶來一些不利於消費的因素。

  從2022年開始,中國人口進入負增長,並將成為相當長期的一個常態。與此同時,在2021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超過了14%,意味着進入到了中度老齡化或者老齡社會。

  根據聯合國人口數據,到2034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比重將達到21%,意味着進入高度老齡化社會。那時中國的老年人口接近3億,佔到世界全部65歲以上人口的27%以上。這是一個巨大的人力資源,也是一個龐大市場。因此,研究銀髮經濟要看到人口趨勢的變化,才能把握潛在人力資源和消費者市場。

  從時間趨勢上看,老齡化導致消費意願、消費能力的下降。世界老齡化程度一直在加速提高,而世界平均消費率,也即居民消費支出佔GDP的比重趨於下降。跨國比較來看,不同國家老齡化和消費的關係卻不盡相同。用跨國數據來看,老年化率和消費率的關係沒有顯著相關性,即老齡化率高的國家未必就是消費率低的國家。

  從2012年開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降到8%以下,之後逐年減速。與此同時,中國「三駕馬車」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需求貢獻相對下降,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的重要性顯著提高。在疫情發生之前,居民消費的貢獻率已經達到了比較高的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城鄉居民消費支出佔GDP比重已經有明顯的調整。但是在受到疫情的衝擊之後,未來的發展趨勢取決於宏觀經濟政策如何把消費率發掘出來。

  大齡人口消費悖論

  人口變化趨勢會產生一個「人口金字塔消費悖論」。人口老齡化意味着人口金字塔形狀的變化,在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的20年時間裏,中國人口逐漸向金字塔頂端移動,大齡人口的總規模在擴大,佔比在提高。但與此同時,大齡人群的消費並不佔優勢。

  在中國「未富先老」的背景下,我們的年齡結構、年齡人群及消費人群既符合一般規律,又具有中國特色。從人口佔比和消費佔比兩方面來看:首先,兒童消費偏高,5至9歲兒童消費佔比遠高於其人口佔比,許多一孩家庭更願意為孩子消費。其次,年輕人消費也普遍偏高。20歲以上至30歲以下人群的消費在全部消費中佔比較其他的人口佔比要高,消費能力、消費意願都是偏高的。但是未來這個人群人口佔比將愈來愈低,而且在就業結構性矛盾加劇情況下,他們的就業困難會更大一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上述群體的高消費能力和高消費意願不足以支撐中國經濟未來的消費需要。

  此外,老齡人口佔比遠遠超過他們的消費佔比,因為老年人沒有了勞動收入,養老保障還不夠充分、不夠均等,因此消費能力、消費意願都在下降。而從正在就業的中年人來看,他們的消費能力也不強,可以稱為「城市中年人或大齡就業者的現收現付難題」。在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的背景下,這部分群體面臨三重負擔:養老保險的繳納、家中老人的贍養、預防性儲蓄,這些負擔顯著降低了中年人的消費能力、消費意願。

  從農村的情況來看,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普遍更低。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農村常住老年人用養老金作為生活主要來源的佔比只有10%,大部分還要靠自己繼續勞動,以及家庭成員的支持,在相當大程度上還叫做「家庭養老」。

  這是中國面臨的現實約束,打破這個約束,才能有銀髮經濟的發展;同時也要依靠銀髮經濟的發展,釋放內需市場潛力。

  戶籍改革釋放需求

  從消費需求側改革來看銀髮經濟發展,需要如何做才能打破經濟中現實的短板和瓶頸制約。

  首先要創新理論範式和改變政策模式。一是宏觀經濟政策層面,從以投資者和企業為主要對象轉向家庭本位,探索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工具;二是經濟發展方式層面,確保居民消費能夠在發展方式中發揮基礎性的需求貢獻,促進「三駕馬車」實現新的平衡;三是福利國家建設層面,建設覆蓋全民全生命周期福利體系,促進社會流動,釋放生育潛力;四是贏得改革紅利層面,所有的政策調整、體制改革、制度建設都要靠改革,因此改革也應該放在中國常態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箱裏。

  其次要解除後顧之憂以提高消費意願。現在進城的農民工已有1.7億多,但他們在城裏沒有戶口,將他們現在的人均消費水平和他們有戶口後的人均消費水平相比,將有巨大的差別。假設1.72億農民工都得到了城鎮居民的戶口,僅僅消費意願的提高,還不算消費能力的提高,就可以增加1.2萬億元的總消費需求。這是一個巨大的政策紅利。

  現在的戶籍制度導致在城鎮常住人口中,戶籍不在本鄉鎮街道人的比重相當高,剔除市區內人戶分離之後還高達37%;特別是就業人群,從20多歲到30多歲、到40歲的人群,沒有本地戶籍的比例更高。因此,戶籍本身也是阻礙年輕群體獲得高質量就業的一個重要制度障礙。打破這個障礙,還可以進一步提高這類人群的消費能力。

  反映收入不平等的指標,例如基尼系數或者帕爾馬指數,在過去這些年,特別是2009年之後是有所改善的。但整體改善速度比較慢,而且近年來有一些徘徊的趨勢。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城鄉差距造成的,因此戶籍制度改革、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等一系列改革,都有利於縮小城鄉差距,相應也會縮小整體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縮小就意味着,讓那些消費傾向更強的人群得到更高的收入,很顯然這是具有巨大消費擴張效應的改革。

  激發市場供給活力

  未富先老決定了年齡結構和消費能力、消費意願之間的不平衡。中國老齡化率(即65歲以上人口佔比)比世界平均水平至少高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中國居民消費率(即居民消費支出佔GDP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8個百分點。在中國人均GDP已經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的情況下,中國居民消費能力未能趕上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不僅要提高人均GDP、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還要進行結構性的調整。

  銀髮經濟有以下三個着力點:

  一是填補經濟增長缺口要以銀髮經濟產業為抓手。銀髮經濟是一個朝陽產業,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久之計,因此必須從新質生產力培育入手和起步。從需求側來看,未來3億老年人口作為市場需求主體,是中國內外雙循環的重要驅動力。

  二是市場機制和產業政策的緊密結合。銀髮經濟和涉老產業發展,需要借助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調節供求、激發活力;應對人口的變化、老齡化的外部性現象,是一種多重的、跨代的社會收益和外部性,是中國實施產業政策補貼的重要依據。

  三是供給和需求相互促進的應用場景。一方面以高質量供給消除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費支出之間的不對稱;另一方面,有好的供給才能創造出充足可持續的需求,在某種程度上供給創造需求這個命題,在中國未富先老這個特定的場景下才可以達到。因此,供需兩側的同步改革才可以實現銀髮經濟的產業大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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