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多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致富的指南沒有太大的變化：將自給自足的農民轉移到製造業，然後把他們生產的產品銷售到世界其他地方。這套方法在香港、新加坡、韓國、台灣和中國以當地不同的方式定製，產生了全球有史以來最強有力的經濟增長引擎，幫助數以億計的人擺脫了貧困，創造了就業機會，提高了生活水平。亞洲四小龍和中國的成功靠的是，將大量廉價勞動力、國際技術和融資管道，以及從卡拉馬祖到吉隆坡的買家結合起來。政府提供支撐：修建道路和學校，提供有利於商業的規則和激勵措施，建立有能力的行政機構，培育新興產業。但技術在進步，供應鏈在轉移，政治緊張局勢正在重塑貿易模式。因此，人們越來越懷疑工業化是否還能帶來曾經的增長奇蹟。對總人口為68億、佔全球人口85%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其影響是深遠的。如今，製造業在全球產出中占的份額比以前小，而中國的製造業已佔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新興國家向海外銷售廉價商品，加劇了製造業的競爭，已經沒有那麼多油水可榨：不是每個國家都能成為凈出口國、或提供世界上最低的工資和營運費用。
人們懷疑，工業化能否創造以前那種益處，從而徹底改變事態。如今的工廠往往更多依賴自動化技術，而不是未經培訓的廉價工人。「你無法為絕大多數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創造足夠多的就業機會，」哈佛大學著名發展經濟學專家丹尼·羅德里克說。這個過程在孟加拉國可以看到，世界銀行高級常務副行長去年稱該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發展故事之一」。該國通過把農民變成紡織工人取得了成功。不過，去年，家族企業集團莫哈馬迪集團董事長盧巴納·哈克用自動化提花機取代了3000名工人，製作複雜的紡織圖案。被取代的女工在公司其他部門找到了類似的工作。「但是，當這種情況大規模發生時又會怎麼樣呢？」身兼孟加拉國服裝製造商和出口商協會主席的哈克問道。這些工人沒有受過訓練，她說。「她們不能在一夜之間變成程序員。」最近的全球事態發展加速了這種轉變。
供應鏈受新冠病毒大流行，以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的制裁影響，出現了崩潰，導致食品和燃料等必需品的價格升高，給收入帶來了不良影響。各國央行為抑制通貨膨脹而提高利率，引發了又一串危機：發展中國家債務激增，用於投資的資本枯竭。上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增長放緩和債務上升的有害組合發出了警告。全球化的迅猛發展鼓勵企業在全球各地進行採購和銷售，但這種趨勢也在發生變化。不斷增長的政治緊張局勢，尤其是美中之間的緊張局勢，正在影響企業和政府的投資及貿易地點。企業希望供應鏈既安全又廉價，它們正在鄰國或政治盟友那裡尋找供應商。羅德里克說，在這個新時代，「幾乎每個已經富裕的國家都曾依賴的工業化模式已不再能夠帶來快速、持續的經濟增長。」也不清楚什麼能夠取代它。
服務業工作大有前途。邦加羅爾是印度卡納塔克邦的一個高科技中心，這裡可能帶來另一種選擇。高盛、維多利亞的祕密、《經濟學人》雜誌等跨國公司紛紛湧入這座城市，設立了數以百計的營運中心——被稱為全球能力中心——處理會計事務、產品設計、網路安全系統研發，以及人工智慧等工作。據諮詢公司德勤，這些中心預計將在未來兩到三年，為印度全國提供50萬個就業崗位。這些中心正在加入到數百家生物技術、工程和信息技術公司的行列，包括本土巨頭塔塔諮詢服務、Wipro和印孚瑟斯有限公司在內。四個月前，美國晶片公司AMD在這裡啟用了它全球最大的設計中心。「我們必須改變經典發展階段的觀念，即從農場到工廠，再從工廠到辦公室，」總部在瑞士洛桑的國際管理髮展研究院的經濟學家理查德·鮑德溫說。「那一整套發展模式是錯誤的。」目前，全球三分之二的產出來自服務業。這是個包羅萬象的行業，從業者包括遛狗者、美甲師、食品準備者、清潔工和司機，以及晶片設計師、平面設計師、護士、工程師和會計師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鮑德溫認為，有可能直接跨越到服務業，並通過向世界各地的企業提供服務來實現增長。這就是印度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的方式。
鮑德溫解釋說，在邦加羅爾，中產階級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吸引了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企業前往，相應地又吸引了更多的人和企業，形成循環。新冠疫情迫使人們在城市的不同地區、不同城市或不同國家遠程工作，從而加速了這個轉變。在這種新模式下，各國可以把增長的重點放在城市，而不是放在特定行業。「這將創造相當多樣化的經濟活動，」鮑德溫說。「考慮一下邦加羅爾，而不是中國南方，」他說。光靠自由市場還不夠。許多發展中國家仍把重點放在建設出口導向型產業上，將其作為通往繁榮的道路。這是必由之路，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說。他說，一個錯誤的信念助長了對經典發展模式的悲觀看法，那就是認為增長過程是自動的：只要為自由市場掃清道路，剩下的事情會水到渠成。各國經常受到美國和國際機構的壓力，要求它們接受開放的市場和放手式的治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步履蹣跚，是因為政府未能保護和補貼新興工業，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說。「產業政策長期以來一直是禁忌，」他說，許多嘗試者都失敗了。但也有中國和韓國這樣的成功例子。「需要國家幫助私營部門克服市場失靈的問題，」他說。「沒有產業政策就無法做到這點。」
沒有教育行不通。最重要的問題是，服務業也好，製造業也好，是否能帶來全球迫切需要的那種基礎廣泛、規模龐大、可持續的增長？雖然為企業提供服務的工作崗位正在成倍增長，但許多提供中高收入的工作都在金融和技術等領域，這些領域往往需要先進的技能，以及遠高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人口所擁有的教育水平。根據教育測試服務機構Wheebox的數據，印度近一半的大學畢業生不具備這些工作崗位所需的技能。教育與工作崗位的不匹配到處可見。世界經濟論壇去年發布的《就業未來》報告發現，60%的工人將在未來三年裡需要接受再培訓，但絕大多數人沒有接受再培訓的機會。其他類型的服務工作崗位也在激增，但許多崗位的報酬不高，也不能出口。邦加羅爾的理髮師無法給住在布魯克林的人理髮。這可能意味著規模更小、更不均衡的經濟增長。耶魯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在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幾個國家，從事農業的人跨越到消費者服務行業後提高了他們自己的生產力和收入。
但這裡面有一個隱藏的問題：收入的分布「極其不平等」，而且富人不成比例地受益。隨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發展中國家將需要從本國經濟的各個方面獲取一切可能的增長。哈佛大學的羅德里克說，雖然產業政策至關重要，但政策的重點應該放在規模較小的服務企業和家庭上，因為它們將是大部分未來經濟增長的來源。他和其他人警告稱，即使如此，增長也可能是有限的，且來之不易。「經濟增長的範圍已經縮小，」他說。「不論我們能得到多少增長，肯定都比過去少。」